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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劳荣枝案”背后:受害人妻子朱大红人生分岔的23年

  等待劳荣枝伏法,劳荣枝案朱大红从29岁等到了52岁。背后

  1999年,受害生分朱大红的人妻丈夫陆中明,被劳荣枝的红人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,骗至租住处后遭杀害分尸。劳荣枝案此前三年间,背后法子英与劳荣枝已先后在南昌、受害生分温州、人妻常州、红人合肥等地共同实施抢劫、劳荣枝案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。背后

  法子英在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,受害生分劳荣枝开始了20年的人妻逃亡,朱大红则铆着劲,红人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庭。

  那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女人,“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”。为了赚钱,她往往四五点就要起床,穿过半座城市去打工,农忙时又要趁着夜色回来耕种。三个年幼的孩子早早体会到了失去父亲的心酸,刚刚初中毕业便辍学打工了。

  朱大红艰难拉扯大三个孩子的时候,劳荣枝却过着另一种生活——弹琴、画画、养狗。2019年11月28日,劳荣枝在厦门落网。2021年9月9日,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、绑架罪,数罪并罚,判处劳荣枝死刑。2022年8月18日,劳荣枝案二审开庭,经过三天庭审,法庭宣布择期宣判。

  23年过去,朱大红已不再年轻,眼角爬上了皱纹,头顶也钻出了白头发,但她终于要等来这个最后的结果了。

  “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。”这些年,朱大红一直试图缝合她和孩子们“被击碎”的人生,等到一切尘埃落定,“我要慢慢地、好好地过好后面的日子。”

  “幸福彻底散了”

  今年52岁的朱大红看上去要比同龄人苍老得多,眼角堆起层层皱纹,斑点在脸颊上连成一片,因为常年做保洁工作,双手坚硬而粗糙,但很有力量。

  60多斤的两桶水,她用肩一顶、双手一扶,就能用扁担一颤一颤地挑起来。她说话也是短促有力的,嗓音洪亮,蹦出的音节又快又响,有时对方还来不及听清她在说什么,电话就被飞速挂断。

  朱大红很忙,忙着种地,忙着打工,忙着还债,拉扯大三个儿女,几乎全靠她一人。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。但她的人生本不该是这样的。

  1999年,对于当时只有29岁的朱大红来说,日子还“很有奔头”。她有一个勤劳、聪明的丈夫,三个可爱的儿女,最大的不过7岁,最小的只有3岁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  陆中明会木匠活,在上世纪90年代一天就能挣上七八十元。朱大红经常骄傲地跟孩子们说,“你们爸爸是个手艺人,别人挣一块钱,他就能挣五块钱。”闲暇时,陆中明就去街上收小猪崽,往南边的城市贩卖。

  他还是个疼爱妻子的好丈夫。朱大红回忆起婚后生活,脸上写满了满足,那是她最幸福的几年,“我们没吵过半句嘴,他也从来没让我操过半点心。”夫妻二人憧憬着,大儿子该上小学了,等到秋天,家里再盖个砖瓦房,陆中明还打算买个新刨子。

  最后一次离家前,陆中明嘱咐二儿子陆阳,“要听妈妈的话,回来给你买水果。”陆阳一直喊着“不要去,不要去”。“这次快,农忙就回来了。”陆中明安慰他。

 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。“劳荣枝案”一审判决书显示,为恐吓另一名受害者,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,将时年31岁的陆中明骗至租住处后杀害、分尸,将尸体装入冰柜,劳荣枝协助移动装有尸体的冰柜。

  而朱大红还在老家等待丈夫打工回来。直到一个月后,她才从亲戚口中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。朱大红怎么也想不明白,那个农忙时会组织人到各家帮忙插秧、半夜也会爬起来帮别人干活的老好人,怎么会被杀害。

  “我感觉天都塌了,幸福彻底散了。”朱大红顿了几秒,才又说下去,“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遇到他这样的人。”

  “我的人生怎么到了这一步?”

  陆中明遇害后,朱大红开始害怕走夜路,“感觉见到哪个人都像杀人犯”。乡间土路少有灯光,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走。

  小路的尽头便是她的家,砖瓦房没能盖起来,土房没了人维护修葺越来越破败——屋顶盖着茅草,墙壁裂了道大缝,塞满了塑料纸来挡风,因为怕倾倒,就用个树桩子撑着,但看上去难经大风雨,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。屋子西北角是用砖垒起的床,上面没有棉絮被子,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,再叠层草。

  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第一次见到朱大红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。她记得,两个孩子坐在床边,手里拿着的生山芋还挂着泥巴,他们搓搓就一口啃下去。

  朱大红一见到刘静洁就哭了,她想不明白,“我的人生怎么到了这一步?”

  法子英已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,劳荣枝一直在逃,但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,却因“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,免予赔偿”。

  支撑不下去了,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娘家,家里住不开,就去借邻居家不住的房子。看着三个孩子吃不好穿不好,那时的朱大红想过死。

  最后是女儿打消了她轻生的念头,“小孩子站在面前,我的心又活过来了。我这样做,对不起孩子,也对不起父母。人活在世上,最起码要知道感恩,要知道回报。”

  2004年左右,朱大红将大儿子寄养在娘家,带着二儿子和女儿回到了丈夫的家乡合肥市长丰县怀堂村,照顾婆婆。用刘静洁的话来说,“她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。”

  陆中明遇害后,婆婆终日以泪洗面,双眼渐渐失明了。家里没有劳动力,种地变得格外艰难,朱大红生性要强,不愿意总麻烦别人,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,维持不了全家的生计,她不得不外出打工。

  孩子们很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。小学三四年级时,女儿陆晴学着自己做饭——把锅搭在小煤炉上,加点白水,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煮就是一餐。伙食最好的,是学校中午两三块钱一份的盖浇饭,陆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,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。

  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穿,五颜六色,裤子肥大,有的还破了洞。一年冬天,陆晴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小皮鞋,但太薄了,她被冻得坐在马路边大哭,陆阳见状没办法,只能胡乱给鞋里塞点纸取暖。

  有时放学回家,门被锁住,兄妹俩进不去屋,坐在家门口哭。朱大红回来,看见孩子们哭,她也跟着哭。

  这种时候,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,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,怕惹得他们伤心。偶尔陆阳惹她生气,她才会吐出一句:“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。”

  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,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。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,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——有撑在摩托车上的,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,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,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。

  在朱大红的印象里,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,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。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,没有了父亲,本身就意味着不同。

  陆阳最怕开家长会,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,性格也越来越自卑。青春期时,也像其他孩子一样,有点叛逆,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,被老师请了家长。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,走一路哭一路,“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?”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,“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是错了,一下子就成熟了。”

  从那之后,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,感到委屈时,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。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,“爸爸不在了,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,我得赶紧长大,照顾我妈妈。”

  把家撑起来

  要不是几个月前,朱大红把腿摔断,不得不在家休养,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。

 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,早中晚三班倒,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打扫三四十间客房,长期甩被子、换床单、刷马桶,她的肩膀、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,总是贴着膏药。即便气力耗尽,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。

  为了加班方便,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,水泥墙壁光秃秃的,陆阳不大愿意去,“天稍热,就像进了微波炉,透不过气来。”

 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。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,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,她近两年才学会骑,车技还十分不熟练,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,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。

 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,路上要耗费更久。早上四五点钟,她就要从家出发,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,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,“每天早出晚归,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。”

  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。

  下班后,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,在门口点盏灯,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,直至半夜。到了浇水的季节,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;该收获的时候,因为没有拖拉机,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,两个孩子在后面推,至少要走两里路,万一碰到下雨,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。

  “那些日子,天都是黑的,看不到亮。”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,但她不愿意。“宁可我自己苦,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。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,最后成了流浪儿,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。”

  她咬牙撑了下来。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,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,那时,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。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,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。家里添置了煤气灶,但没有油烟机,墙壁被熏得发黑。

  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。陆阳会骑着自行车,到村口接送母亲。放学后,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,收稻子、摘棉花、拾花生。

  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。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,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,债务越滚越多。

  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,初中的每个寒暑假,他都想办法打工。辍学之后,他去搓面条,做服务员,到厂里打螺丝,研究过跑腿送外卖,“哪个钱多做哪个。”去年的时候,他白天做厨师学徒,晚上搬货。

 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,年轻人极少,“因为太累了。”最多的一次,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,“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,腿不是我自己的腿。”手上被磨出了老茧,他还是挺了下来,“我们得接受现实,该吃的苦还是要吃。”

  朱大红没少和他吵架,觉得学门手艺才是正经事,陆阳只是默默听着,盘算着走一步算一步。

  “没让孩子把书读成,这是我的一个遗憾。”朱大红有点自责。但孩子们对她,只有感恩。

  一次朱大红过生日,女儿发来短信:亲爱的妈妈,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,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

  “我心里暖暖的,孩子知道我的苦。”朱大红很欣慰,这条短信她一直留着,一个人的时候,总是翻出来看看。

  等待一个结果

  刘静洁认识朱大红超过20年了,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合,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岁月的痕迹,她知道,劳荣枝始终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。

  1999年,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时,朱大红经常给刘静洁打电话:“劳荣枝怎么还没被抓到?”刘静洁理解她,“朱大红一直抱着希望,想给陆中明一个交代,也期待能得到一点赔偿。”

  朱大红记得自己十多年前最为焦虑,成天想着“消失了”的劳荣枝。她的名字,她那张头发烫着“大波浪”的照片,不停地在朱大红脑袋里打转。

  最近几年,朱大红有时反倒安慰起刘静洁:“很有可能她躲在哪里,不好找到。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。”

  2019年11月28日,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。三年过去,朱大红还是可以飞快地说出这个日子。

  她还记得劳荣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,她正准备烧饭,陆阳犹豫着拉住她:“妈,是爸爸的事情。另一个人好像被逮到了。”朱大红激动极了,赶忙找刘静洁求证。

  接着,采访她的记者蜂拥而至。在刘静洁的办公室里,律师和朱大红被团团围住,卷宗被翻得散了架,只能靠透明胶带固定。朱大红不太适应采访,刘静洁记得,她只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。

  朱大红一直不愿意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被关注,她不想被议论,被可怜,收获或同情或惋惜的目光。有次买菜,有人认出了她,但她否认了。

  2020年12月21日,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开庭。朱大红参加过法子英的庭审,那时的她觉得法子英特别可怕,“浑身起鸡皮疙瘩,连话都不敢讲。”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,那张年轻又严肃的面孔被记者拍下来,印在了当年的报纸上。

  这次面对劳荣枝,她不再害怕,只想亲眼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,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的丈夫。

  庭审中,坐在公诉人身后的朱大红一直面无表情,偶尔低着头。听到陆中明的案件时,她坐直了,忍不住哽咽着问劳荣枝:“你的心是肉长的吗?”

  等待宣判的8个月里,朱大红的急躁又被唤起。她时不时打电话给刘静洁:“如果不判死刑怎么办呢?能赔偿多少钱呢?”

  2021年9月9日,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劳荣枝死刑。听到宣判,朱大红轻松了不少,她对着镜头微笑:“我对结果很满意。”

  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.5元的赔偿判决。刘静洁很清楚,这些补偿远远不够,她向法院申请了司法救助。

  “劳荣枝案”一审的结果,多少给了朱大红一些底气。

  庭审宣判后的晚上,朱大红在高铁站找路,一位保洁员凑上来:“你是上电视的那个人吧?”这次朱大红没有回避,“又不是干什么坏事,认出我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  孩子们特意去祭拜了陆中明。坟前的野草已经没过脚踝,被烧焦的草变得灰白,混着鞭炮的碎屑,铺在坟前厚厚一层,一只红蜻蜓落在摇晃的草上,陆晴双手合十,将消息念给父亲。

  之后,朱大红一家照旧沿袭着此前的生活。

  等待劳荣枝二审结果的这一年,朱大红的内心更加平静。她相信劳荣枝会得到应有的惩罚,她不愿意再多想这些,只想过好以后的日子,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。

 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,朱大红和孩子们要再去陆中明坟前看一看。23年过去,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

  (应受访者要求,陆阳、陆晴为化名)

  新京报记者 左琳